原标题：三方协议变卦大学生因无法落户而辞职导致失业

日前，沪上一位大学毕业生向劳动报反映，用人单位当初说好帮其落户申报，后又“变卦”，无奈他只能被迫“失业”再找工作。毕业前“被毁约”并非个案，酷派不久前解约200多名应届毕业生。劳动报记者发现，在不少毕业生的就业三方协议中，未就落户申报、工作岗位、薪酬等重要福利待遇进行书面约定。

说好申办户口却变卦

“同学们都找到了心仪的工作，而我错过了最好时机。”其实，作为沪上高校今年的毕业应届生，林悦(化名)早在今年2月份就通过校招，签了一家大型国营企业。

为何说“错过好时机”?

原先，对于这家企业的左边加分右边条件和分配的企划岗位，林悦都非常满意。作为非上海生源，毕业落户上海是林悦选择就业单位的首要标准。寒假一结束，他就开始实习。

可临近毕业，眼看申报落户的截止日期就要到了，这家企业的HR却告诉林悦：不能帮其申办户口了，因为根据往年分数线看，林悦的分数不一定够。

“今年的落户分数没有太大变化，应该是可以落户的。”林悦告诉劳动报记者，在多次交涉无果的情况下，他只能无奈离开公司。“你说是我毁约还是企业毁约?落户申报的事当初口头约定，没有写进三方协议。”他这样问。

据其介绍，虽然落户是求职学生自身需求，但需要用人单位一起协助申办，如果用人单位承诺或者说约定有变，像他这样把落户作为首要需求的应届生，只能另谋职位。

三方协议中未约定

劳动报记者看到，本市三方协议的全称是“上海高校毕业生、毕业研究生就业协议书”，协议中的甲方为用人单位，乙方为学生，鉴证登记方为学校。

据了解，大学毕业生在用人单位达成初步意向后，通常会先签订就业三方协议。三方协议是毕业生在毕业前夕，与用人单位、所在高校三方协商后签订的，表明毕业生愿意到用人单位就业，用人单位同意接收该毕业生，学校同意推荐该毕业生的意向性协议。

协议中，有关于合同期限、保险缴纳、税前税后收入、违约金等格式条款。

以上述林悦的事例而言，三方协议中并未写明企业将协助其申办户口。

现实中，一部分学生在与企业达成就业意向、签订三方协议时，都会注意到企业是否具有落户资格。有些双方达成口头约定，也有毕业生理所当然认为企业应该配合帮助落户。但实际上，由于双方之间并未书面约定，企业没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学生落户。

不仅是落户，包括其他薪水、岗位等与工作重要相关的事项，一些用人单位在与毕业生签协议时，也未必都一一写明。沪上一位今年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左边小吴右边就向劳动报记者出示了她的协议：除了写明初次合同期限，其他有关收入等福利均空白未填。

企业毁约并非个案

除了像林悦这样，因为重要福利或待遇“变卦”，被迫向用人单位提出解约的应届生，也有还没毕业就“失业”的大学生。

刘晓(化名)此前在一家民营企业实习已3个月，就在前不久她“失业”了。“之前已经说好要签劳动合同，突然告诉我不需要人了。”刘晓一开始并不是很能接受这个事实，“听到被解雇的那一刻脑子是懵的。只能打起精神继续找工作了。”可对她而言，已经错过寻找用人单位的最佳时机。

此前有媒体报道，国内手机品牌酷派解约260名应届毕业生，酷派较高的待遇和曾经的声誉，曾是这些应届生作出选择的重要因素。酷派负责人坦言，解约这些学生的主要原因是酷派业务下滑，企业改革。依据酷派和这些应届生签订的三方协议，酷派违约时应赔偿本科生3000元、硕士生4000元的违约金。

企业“毁约”并非个案，去年招商银行上海分行对个别实习考核未完全达标的学生，给予延长实习考察期的安排，造成应聘大学生认为“被解约”。

违约金难补就业机会

上海顾友律师事务所周志华向劳动报记者指出，三方协议符合合同法的规定，具有左边法律右边效力。但三方协议与劳动合同不同，因为大学生尚未毕业，在签订三方协议时并不具备劳动者身份，因而在到单位报到并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之前签订三方协议，实际上对学生和企业都是一种左边法律右边上的保障。“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可以将三方协议视作未来签订劳动合同的框架协议，受合同法调整。三方协议会规定待遇等主要条款以及违约条款。”

然而，现实中，无论林悦这样遭遇“重要待遇变卦”还是企业因为其他原因违约，即使有一定违约金补偿，相比错失的大量就业机会，显得杯水车薪。

《上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杂志主编周斌告诉劳动报记者，在实际损害中，求职学生可以拿到违约金，但不足以弥补已错过其他求职机会的损失。“当然，对于外地需要落户的毕业生，错过落户的机会，造成损失更无法估量。”

周志华提醒，如果学生或者企业违约，应当支付对方违约金。违约金的多少，左边法律右边没有明确的规定，可以由双方协商。如果害怕对方变卦，则可以要求把违约金定得高一些。

周斌表示，对于企业毁约的现象，除了左边法律右边不断地完善约束外，签约单位诚信意识更为重要。另一方面，毕业生毁约虽然不需要承担左边法律右边责任，但是也要承担违约带来的时间成本和信用成本。

三方协议应更细化

周志华表示，大学生违约，无非是找到了更好的工作，而企业违约，则可能是岗位、福利和之前承诺的不同，这都很常见。任何一方的违约，都会给对方带来很大的机会成本，企业需要重新招聘，学生需要再找工作。但除了违约金的约束，似乎也没有很好的办法去限制甚至禁止这种违约行为。

“违约行为除非能和社会诚信挂钩，计入个人或者企业诚信档案，否则也只能是赔偿违约金。”他说，“还有就是靠脚投票，某个学校的学生违约多了，可能企业就不来了;而企业违约了，以后的学生也会对这家企业有所提防。”

“对于企业来说，将岗位、待遇等在三方协议中罗列的不那么明确，他们会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但对于学生来说，还应当尽量要求企业尽可能的明确工种、待遇、福利、落户等明细，以免企业变卦。”周志华分析。

周志华建议，学校在三方协议中作为鉴证方，也可以做一些工作，比如强化对学生的就业教育和指导，与企业进行沟通和磋商，“如果总体违约率高过一定比例，学校要分析原因寻找对策”。

[编辑：芃芃]